彭运生：沉思中国文化（三）

来源：共识网

　　一、运动才能与文化

　　乒乓球、羽毛球、排球，中国运动员在这三个体育比赛项目上都可以取得好成绩，篮球和足球就不是这样，短期内实现突破似乎是相当困难的，尤其是足球。

　　乒乓球、羽毛球和排球有这样的共性：比赛双方都有自己固定的阵地，胜利与否实质上取决于防御能力的大小。篮球和足球，这两种比赛中的运动员则是全场跑动，胜利与否基本上取决于进攻能力的大小。

　　中国运动员的运动能力的特点折射出背后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是：中国文化是防御性的，而非进攻性的。

　　汉武帝对匈奴开战，汉军进发到沙漠深处，这似乎是进攻性的，其实不然，因为汉武帝对匈奴开战的原因，是匈奴的不断入侵和袭扰，汉武帝的目的是根除这样的入侵和袭扰。当年的蒙古铁骑横扫半个世界，所向披靡，唯独似乎是病病歪歪的南宋抵御蒙古大军达几十年之久。

　　二、跳高

　　作为奥运会必有的项目，跳高当是发明于有英雄崇拜传统的文化里。

　　为了跳得尽可能地高，运动员只好落地时让自己身体的大部分接触地面，如果地面坚硬，运动员就容易受伤，只是跳高场地上早就放置了一块足够厚的软垫。

　　英雄崇拜的比较完整的含义应该是：除了尊敬英雄，更重要的是提供可靠的保护措施，让潜在的英雄无后顾之忧地涌现出来。

　　撑杆跳虽说也是一种跳高，却与普通跳高有实质性的不同。撑杆跳体现出来的的，首先不是运动员的弹跳能力，而是人类创造工具(杆子)的能力，其次也只是运动员使用工具的能力，最后才是运动员的弹跳能力。撑杆跳是在歌唱人类的创造性——作为创造性之象征的工具(杆子)，可以让人类自己达到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新高度。

　　撑杆跳更可能是发明于推崇创造性的文化里。

　　三、大荒唐与小合理

　　《梦溪笔谈》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：一个男子杀死了岳父，按照连坐之法，他的妻子应该受罚，这样荒唐的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安，于是有人说：一个男子杀死妻子的娘家人，妻子和丈夫的关系等于自动解除了，所以，这位妻子不应该受到丈夫此一犯罪的株连。

　　连坐是专制时代的某种基本法，是根本的荒唐，人们似乎对这样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，只是满足于在大荒唐的前提下追求小合理。

　　在大荒唐的前提下追求小合理，这算得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。

　　今天的政治学习设置了考试的环节，要以此提高政治学习的效果，但这激起了普遍的埋怨，谁能记住那些冗长、乏味的条文?于是，主管部门默许人们考试时集体作弊。

　　说假话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一种基本弱点，但说假话不见得就是中国人的嗜好。既然动摇不了那个大荒唐，又不想乖乖地沦为这个大荒唐的牺牲品，说假话(做假事)就是迫不得已的，就像牙病发作了只好吞下几片止痛药。

　　中国文化中那些消极的东西，有一多半都是适应蛮横的产物，就像狮子集体捕猎是狮子适应非洲平原这样的环境的结果。

　　四、军棋与等级制

　　军棋的游戏规则是：司令可以吃军长，军长可以吃师长，师长可以吃团长，总之，一个官可以吃掉敌方任何比自己小的官。

　　军棋游戏规则贯穿的是专制制度前提下的等级意识。官大一级压死人。等级意识支配下制定的游戏规则简直是完全违背常识的：一个军长怎么就能必然地制伏敌方的师长或团长?在游戏规则制定者的想象里，一个师长看见敌方的一个军长，就只能是两条腿不停地筛糠、发软，最终死去，这个师长与其说是被敌方军长杀死的，不如说是自己吓死的。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，让人不时地感觉到恐惧。

　　对军棋感兴趣的是儿童，一个儿童的智力稍有成长，就不可能再对军棋有兴趣，对于成熟的智力来说，军棋简单得简直是可耻的。成熟的智力喜爱的是足够的复杂。

　　军棋只适合于心智不成熟的儿童，等级制只适合于心智不成熟的民族。

　　五、说假话

　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，这好像是林彪元帅的名言。

　　林元帅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大概刚刚办成过一件什么大事，也就是刚刚取得过一个巨大的成功，而且取得这个成功靠的是说假话。所以，林元帅这句话本身是一句真话，这句真话是对假话之功能的真实描述。可以想象的是，林元帅是因为说假话而成功而喜悦的时候才说出这句真话。

　　人在喜悦的时候容易说真话，这是可以从林元帅此名言中发掘出来的意思。林元帅最终或许算得上大奸大恶，但毕竟说了真话，这多少也是林元帅的可爱之处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，今天的一个运动员获得奥运会冠军之后只要说出几句心里话，简直就能成为一条轰动性的新闻。

　　林元帅的结局是悲惨的，不能保住自己的老命无论如何大概都算不上办成了任何大事，这是不是与林元帅说了真话，而没有把说假话进行到底，有关呢?如果的确如此，则在中国说真话的代价可就是太高了一点。

　　许多中国人喜欢说假话，这是一个赫然的事实。但这些人喜欢说假话，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期待自己办成所谓的大事?或许，只有那些没有多少雄心壮志的中国人更有可能说一些真话。

　　六、新

　　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新中国，这是中国人熟悉的一句话。没有一个时期内的中国人对“新”的着迷，就不会出现政治宣传性的这句话。

　　清代末年的政治改革被称作“维新变法”，继而又出现“新文化运动”，再接着出现的是“新生活运动”，似乎全中国的人都被一个“新”字迷住了。与此相对应，但凡不被看好的东西都被说成是“旧”的，直接成了“破四旧运动”的牺牲品。

　　什么是政治?政治大概就是对大众情绪的顺应和利用。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不是顺应和利用大众情绪的政治家，而是大众的情绪的性质。如果所谓大众情绪不是清一色的、一窝蜂似的，而是三分之一喜欢新，另外三分之一喜欢旧，还有三分之一喜欢的是半新半旧，则“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新中国”这一类的说法，也就不大可能出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