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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的春游是一件正经事

2022-4-28   浏览:3752

来源:中国青年报

  暮春时节,气温升高,吐故纳新,四野明净,生机盎然。中国人自古就喜欢在此时踏青,追根溯源,是远古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  春回大地之时,自然界到处生机勃勃,人们因利趁便,一家老少在山野乡间游乐。加之处于这一时期中的清明、谷雨节气所体现的物候特点,以及唐代之后清明对于相邻的上巳、寒食的节俗融合,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对此时春游更加习惯和偏爱。随着时间推移,人们的春季活动更倾向娱乐化、世俗化。

  唐朝初年,民间在寒食节扫墓,并在墓前食用贡品、郊游春嬉的习俗已蔚然成风,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。唐高宗李治龙朔年(公元662年),朝廷发布了一道诏令,禁止民间在“临丧嫁娶”和“送葬之时”,共为欢饮。

  然而,这些在祭祖期间踏青游玩的民间习俗,并没有因朝廷的禁令而衰减,反而越来越兴盛。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(732年),朝廷眼见禁令难行,无奈又准许恢复了之前的节俗模式。杜甫《清明》有云,“著处繁花务是日,长沙千人万人出。渡头翠柳艳明眉,争道朱蹄骄啮膝”,描绘了彼时男女老少乘船骑马、踏青赏春的热闹场景。

 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演变,社会物质文明逐渐丰富,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为多彩。陈寅恪先生曾评价说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到了宋代,春日里的习俗向世俗娱乐转化的趋势更加明显,“都城之歌儿舞女,遍满园亭,抵暮而归”(宋·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)。人们常常阖家携带酒食,到郊外园地亲近自然,这与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所展现出的氛围异曲同工,正是“满街杨柳绿丝烟,画出清明二月天。好是隔帘花树动,女郎撩乱送秋千”(唐·韦庄《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》之一)。

  元末明初诗人杨基的《浣溪沙·上巳》写道“软翠冠儿簇海棠,砑罗衫子绣丁香。闲来水上踏青阳”,道明了春日里人们闲来无事、游玩作伴的舒畅。当人们遇到春天的鸟语花香、郁郁葱葱,也不甘于一般情境下的“内聚”,而更愿走出家门进行社交活动,也是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精神的体现。

  事实上,踏青一俗,由来久矣。唐天宝年间的画家张萱就通过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,描绘了当时贵族在上巳节的游春场面,营造出春和日丽的轻松氛围,展现出杜甫《丽人行》中“态浓意远淑且真,肌理细腻骨肉匀。绣罗衣裳照暮春,蹙金孔雀银麒麟”的融融春景。

  春游走得更远一些,就是远游,这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古代,不是一件寻常事。但总有那么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古人,走出了另一番天地。

  和贵族们浩浩荡荡的春游队伍相比,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“春游”,则显得朴实许多。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信息,他到过许多地方考察,足迹遍布长城以南、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,又通过行万里路,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地理资料。在《水经注》一书中,大部分地理资料都源于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,还有不少汉、魏时代的碑刻(这些资料大多都已失传),为研究中国文明发展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佐证。

 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,先后到武当山、庐山、茅山、牛首山及湖广、南直隶、河南、北直隶等地,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,并拜渔人、樵夫、农民、车夫、药工、捕蛇者为师,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,“考古证今、穷究物理”,记录上千万字札记,弄清许多疑难问题,历经27个寒暑,三易其稿,于明万历十八年(1590年)完成了192万字的《本草纲目》。

 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,足迹遍及今21个省(区、市) ,“达人所之未达,探人所之未知”,所到之处,探幽寻秘,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、系统描述自然的新方向。这些造福于后世的先人学者,一跬一步完成千里之行,一笔一画写下了推动人类进步的文字,实乃“身体和心灵均在路上”的最佳典范。

  刘魁立在《中国节典》记载,“唐宋时期,清明踏青的活动非常丰富,荡秋千、拔河、扑蝶、采百草、放风筝、插柳、植树等不一而足”。而来自壮族、黎族、畲族、布依族的射箭、对歌、宴请、跳竹竿、赶舞场等“三月三”(上巳节)节俗内容,也已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民俗类名录,反映了我国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的、人们对于春光的喜爱与珍惜。

  又是一年春来到,对于我国传统节气、节日习俗的继承和发扬,依然围绕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人们在每年春季的载歌载舞、踏青游玩中,展示自己的生活状态,加强彼此的情感联结,这是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来源,更给复兴民族传统文化、重构民族节日系统、促成民族共同体的内部意识提供了丰沛的土壤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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